陈映秀:图像与社会史

2014-12-18 13:22 来源:《中国摄影大系》理论卷 编辑:刘丽鸣
    图像被用于社会史研究,应是顺理成章的事。对于某些专题研究来说,视觉资料一直是必不可少的依据,譬如服饰史的研究等等。尽管如此,当法国历史学家阿利斯于1960年推出他的专著《儿童的历史——部家庭生活的社会史》时,人们还是多少感到了意外和振奋。
    在被一些人称为“新史学”的、以历史中的人——年轻人、妇女、儿童等群体——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史研究领域,研究者需要借助于既往的文字记载以外的资料来了解它的研究对象,这首先是因为在历来的以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等为主要记叙、研究对象的历史学中,缺少有关他(她)们的情况的记载。同时也因为这些新的史学研究所注重的是对历史中的人的状况的分析,这包括了他们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与其他社会群体的相互关系、他们的生活方式与行为式样等等。显然,这样的研究需要运用一切可以感知他们的存在方法。视觉资料对其所具有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具有开创意义的《儿童的历史》中,阿利斯在研究文字史料的同时,参考并引用了包括墓碑、雕刻、画等在内的大量的图像资料,不仅勾勒出了从中世纪到近代的、作为一个年龄群体的儿童的历史,他们在家庭和学校中的生存状况及其演变轨迹。而且在对以上资料的独到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在中世纪欧洲社会中,作为一个独立的年龄阶层的“儿童”并不存在,孩子们只是作为“小的人”存在于成年人中间。只有当近代教育开始形成的时候,作为一个与成年人有着许多实质性区别的年龄阶段的“儿童期”才逐渐被人们接受承认,近代意义上的“儿童”也随之诞生。在这项研究中,阿利斯实际上已成功地尝试了对图像中的社会观念的剖析:他不仅将图像当做了史料凭证,而且把图像当做了观察当时人们的观念意识的镜子——通过有关儿童的视觉艺术,分析者可以了解到当时人们的儿童观。

      受阿利斯的影响,美国的美术史专家斯科丝克(AnitaSchorsch)在她的《儿童的形象——图像中的社会史》一书中,从历史图像入手、深入系统地分析了欧洲社会史中人们的儿童观的演变。对美术史素有研究、同时又对社会、文化历史不乏了解的斯科丝克搜集、梳理了欧洲美术史中以“孩子”为表现题材,或出现有孩子形象的各种作品,包括花瓶、墓碑、壁画、浮雕、壁挂、刺绣等等,通过对各种视觉艺术中的孩子的表情、身体特征、服饰、所处位置等等的分析来阐释其中所蕴含的有关儿童的社会观念及其儿童的社会史。斯科丝克的研究给人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除了她的具体分析结论以外,她对图像的解读方法也让我们知道,在通过视觉资料了解孩子们的状况、他们与父母间的关系等等的同时,我们还可以且应该注意到:人们是如何看待孩子的;孩子在当时被看成什么;图像作者本人又是如何接受并表现当时社会的儿童观的。
 
     虽然斯科丝克将她的研究称为“视线的冒险”,但运用图像资料研究儿童的社会史,尤其是古代、中世纪社会的儿童史,事实上已成为学者们普遍认可、且正被广泛运用的研究方法。对图像史料的解读也已被认为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
     图像作为“史料”被分析、引用的状况在有关近现代儿童史的研究和叙述中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随着“儿童期”的被认识,有关孩子状况的记叙、描述已开始多见于文字记载,这使研究者可以不再倚重于对图像的揣摩。另一方面,摄影术的发明从某种意义上改变了图像与史学的相互关系。
     较之绘画和雕刻等艺术式样,照片在很多情况下因其真实性而拥有特殊的资料价值,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由于照片的私人性和大量拍摄的可能性,它不再像以往的教堂壁画、建筑浮雕及墓碑等作品那样具有公众的、深具代表性的观念象征意义。此外它还让使用者有了选择的可能:人们可以从大量存在的照片中任意选取自己所需要的作品。
     或许与这多种因素相关,我们可以看到,照片取代其他的视觉图像、大量出现在有关近代以来的儿童(以及家庭、妇女、青年等等)的社会史的出版物中。与此同时,图像(照片)的学术重要性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它们主要被用于给读者提供某种直觉观感。例如在布鲁纳(RobertH.Bremner)主持编撰的《美国的儿童和青年——一部纪实史》中,照片作为纪实资料的一种被用于对大量的文字资料的补充说明。
      虽然它们给出版物增色不少,与文字的记叙亦可称浑然一体。但总的来说,它们只是一种辅助性的存在。在其他一些社会史(还有其他各种历史学、社会学)专著中,学者们使用照片、但不以照片为依凭的倾向则更为明显。
 
      然而另一种变化同样引人注目:随着照片的深入社会生活,摄影家及摄影作品的编辑们已经开始直接用照片来记叙或再现社会史。摄影家基于某种人文关怀或社会责任感,围绕一个主题、一个社会问题用镜头做大量细致的甚至追踪性的记录和描述,在用作品记叙事实的同时也做出他们的价值判断。以这样的方法叙述儿童的社会状况并对现实社会和史学研究深具影响的作品有像本世纪初的美国摄影家海因(L.W.Hine)的反映美国童工非人境况的大量作品。还有像中国摄影家解海龙的反映贫困地区学龄儿童失学状况的《我要读书》(相信也将成为社会史的重要资料)。让作品自己说话,这应该是摄影家、摄影编辑们的初衷和摄影作品的潜在优势。作为这种初衷和优势的另外一种实践,则是人们用摄影集来编纂、再现社会史。譬如在由日本大月出版社组编出版的《孩子们的昭和史》中,文字退居为辅助性的存在,大量的历史照片被用来直接向读者叙述战时日本社会中的孩子们的状况,各个时期和各个侧面的。
     可以用“多元并存”来概括上述这种状况。在文字与图像、学术与艺术(姑将所有摄影算做艺术)之间,社会史将呈现多姿的面貌,这本是可期、可喜的。需要思考的是在拓展各种新的文化、学术空间的时候,人们可能会面对些什么样的问题?
     学术的枯涩与苍白早已不是新鲜话题。学者们无论是借助摄影作品来启发自己的感性认知、激活自己的思维,还是用照片来表述、论证自己的见解,对研究者自己和学术成果的接受者们都可能是有益的。但是在学者与照片之间的这样一种“为我所用”的关系模式中,存在着某种随意性。这种随意性既可能表现为学者任意图解照片而歪曲了照片原来的基本的真实,也可能表现为学者以某幅照片所反映的某个个别的真实来印证自己缺少普遍性、理论性的文字结论。
       学者如何借鉴包括照片在内的图像资料,应该还有许多问题,这里暂且搁下。留下篇幅想谈谈用照片叙述社会事实和社会史的事。以艺术家的感悟能力和表现手段来叙述社会的事实,无疑会有独到的角度和深度,其作品更可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问题在于,当较少理论束缚的艺术家不仅想表现自我,而且试图反映社会事实时,如何保持一定的理性和客观性,便成为一个课题。与此同时,摄影作品的面世,或多或少将受到行政、商业、大众媒介等等的直接、间接的操作和左右。这些对于摄影家如何保持个人思考的独立性亦将是不利的因素。
       同样,当人们试图用老照片来再现或叙述社会史时,理性、客观性以及思考的独立性无疑也是基本的要求和标准。此外,虽然摄影集不同于史学专著,可是作为社会史摄影集的编著者,如果不具备一定的社会史知识和历史洞察力,那么他们的努力对社会史学的影响很可能是负面的。无论老照片的编著者是想揭示些什么、还是只想满足人们的怀旧情感或猎奇心理,他应该清楚自己的意图并将其明白地告诉读者。而对于真正想用照片来叙述社会史的编著者来说,也许阿利斯和斯科丝克他们的学术成果是具有参考价值的:编辑者不仅需要知道是谁拍了些什么,以及照片中的什么人在做些什么,还应该了解照片中的人在他的那个时代处在什么样的社会位置和怎样的社会关系中,他的生存状况和他的生活方式、行为式样又是怎么样的,而那位拍摄者又是以怎样的身份、怎样的视线面对着他的拍摄对象,理解这些未必容易,然而历史照片的魅力和独特价值也正在这里:从照片中的场景以及人们的姿势、表情等的细节中,人们可以解读到人在其所处社会中的位置、状况,以及相互关系,还有与此种种相关的观念。而这些正是社会史学所要叙述的。
       如果说在对近代以来的社会史的研究和叙述中,学者需要加深对照片资料重要性的认识,而摄影集的制作者需要以一定的史识为基准,这是种不言而喻的常识的话,那么,该说的也许是:大家都了解的、且谁都觉得可以一试的事,往往就需要从事者具备独到的识见、并付出加倍的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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