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应上海民生美术馆邀请做了一场《并存时代：中国新闻摄影的转型与变革》的讲座。回来，网上爆红了一位“野生街头摄影大师”抄表工刘涛，人们迅速地将他与刚出炉的中国新闻奖获奖照片做了对照，引发无数吐槽，官方体系与民间力量之间，似乎前者又一次成为了败笔和笑话。

 

    在这一连串的事件中，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民生美术馆的讲座系其重头戏“中国当代摄影2009-2014”展的命题作文，开始拟的题目是《革命时代：中国新闻摄影的转型与变革》，吓我一跳，赶紧请对方将“革命”二字去掉—一则现实并未革命，二则也不致革命。但发现一家很当代的美术馆，以如是视角看中国新闻摄影，倒是十分有趣—这其中显然有一种想当然的预期，和理想化的解读。因此，抄表工刘涛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追捧就毫不意外了，除了照片的吸引力，其实人民总是期待着看到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盖过权威。不过，令人玩味的是，刘涛正是因为受到了权威媒体的肯定、传播才得以为人知晓，拿他和政府授予的“新闻最高奖”相比较，看似颇能说明问题，其实二者并无实质上的可比性—如同宣传和报道没有可比性一样。

 

    这些“有意思”看似毫不搭界，一片纷纭之中，却有草灰蛇线暗伏于后：媒介，已经成为艺术极其重要的影响力；或者说，艺术从艺术史中的艺术，已经转变为媒介史中的艺术。媒介，从仅仅作为艺术的素材和传播者，成为艺术的同行者—媒介可以成为艺术，艺术也可以成为媒介。

 

这是一个令人惊诧的结论吗？

 

    如果说网络彻底打破了信息的单向流动壁垒，使之成为N向度的交互转换，那么，移动终端则在此基础之上，使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一个媒介—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信息”，可以更改为“媒介即生存”—“媒介化生存”就是当下活生生的现实：媒介不再是个人的身外之物，它与人合为一体；媒介也不再仅仅是信息的载体，它成为社交方式、生活状态乃至于划分人群的标志之一；我们认识、了解一个人，往往是从他的各种“自媒介”上开始的，而我们对其的印象与感受，也正是以他的“媒介形象”作为基础和摹本。

 

    举个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例子。比如我们经常会参加饭局，一番寒喧之后，你会发现一拨人正儿八经地交换名片，另一拨人则掏出手机互相扫描。之后，这两拨人就很自然地分开了。甚至你会进一步发现，用苹果手机的和用三星手机的，成为更加细分的小团体。每一个电子商务的界面上，都会分别显示苹果系统和安卓系统的不同下载通道，当人们进入不同的通道时，就如同进入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媒介方式，成为个人的一枚标签，在某些时候，这枚标签甚至标识着身份、地位和尊严。当苹果公司宣布中国大陆地区将较迟发送iPhone 6时，无数“果粉”与“非果粉”立刻将其解读为与民族尊严、国家利益有关的政治行为。

 

    这是一个没有人可以逃脱媒介的时代。媒介是一种需要，一种生存方式。我们通过媒介来认识世界，确定自身，我们通过媒介的眼睛来观看发生的一切，由媒介的解说来结论所有的问题。当媒介沉默时，我们会下意识地等待它发声；在没有媒介的地方，我们就像失去了这个世界。媒介与个体的高度融合，使个体不再相信自己具备不通过任何媒介就能与世界发生关系并对其了如指掌的能力。

 

    另一个方面，媒介的特质便是复制—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高技术含量的复制。在不断的复制与不断的传播中，复制与传播对象的意义在改变；而这一结果，正是媒介早有预谋、意料之中的。因此，媒介成为了历史的主角，当代的技术革新与商业消费成为其有力的助推。与之相匹配的大众文化，也就不再仅仅是艺术的材料与主题，它渐渐替代了以文本传承为基础的文史哲文化，即我们经典、传统的历史文化。大众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与研究。艺术的问题也就随之而来：艺术如何对待大众文化？或者更尖锐地说，艺术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汹涌澎湃的大众文化是否还为高高在上的艺术留下了一块容身之处？

 

    艺术，已经不再能够以过往的经典艺术史的方式续写下去了。

 

    有趣的是，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的图像曾经是现代艺术的主线，它们在艺术史上是这样被阐释的：这些作品模仿了艺术，却不是艺术；它们改写了艺术。但今天的情形是：艺术反过来在模仿它们，以证明这才是合于时宜的艺术。

 

    因而，那些仍然以文化意义为诉求的艺术通常有两条路走：其一，与由媒介构成的景观化的世界保持距离，回到自身的历史和神话之中；其二，将大众文化的符号作为创作转型的对象。然而，即便如此，艺术作品也不复往昔的定义—艺术作品是个人的创造。因为在大众文化与媒介的重围中，人们不再相信权威，甚至不愿意接受权威，人们喜欢成型再现的模式和复制—稍稍观察一下网络上的语言表达，你就会发现这是最喜欢使用标签指代并批量发布的地方；而在网络上迅速走红的，也往往是容易被其他人模仿和复制。所谓“病毒式的传播”，便是借喻了病毒惊人的复制能力。而艺术，如果它是那么强调个人风格和独创性的东西的话，显然与此相当矛盾。因此，艺术的境地多少有些尴尬了：一方面，艺术必须通过尽可能地通过媒介传播去生效；另一方面，艺术又对媒介及媒介文化发出质疑，这种质疑的目的，又是在证明自身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