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是时代的细节。

    摄影，是细节与时代之间互为的证明——时代用看不见的手雕琢着细节，赋予摄影者独特的个人体验；而摄影者，用一帧帧照片铭刻细节，将这种个人体验转化为时代共同的观看，共有的经验和共赴的命运。

    当一个人选择了摄影作为自我书写的方式，那么，他所做的，就不是仅对现实世界进行客观记录，而是将现实世界予以最大个人化——在拍摄现实的同时，抽离现实，让现实成为另外的独立之物；因为，最重要、最真实的现实并非眼见之物，而是眼见之物与内心反应之间的关系。摄影，说到底，就是表达这一关系的过程。

    在预计2014年全球将产生4000亿张照片的背景下，这一精深幽微的过程，已经快捷化为一个简单的摁钮动作。但正如我在上一篇中说到的：所谓读图时代，并非以图片呈现的数量、频率和规模来定义，而是以话语权更集中在图片上来定义的。也就是说：当个体拍摄成为随时随地、司空见惯的行为时，这个行为只是一个现象，社会解读的话语权结构发生重大、深刻的变化才是现象背后的重点。

    这是一场真正的“逆袭”：全民狂欢的“读图时代”终结了摄影的“英雄时代”，而且，恰恰在影像获得了空前权力的时刻。

    这或许有些讽刺，但确是摄影造化如此：时代与个人之间，这一纸互为的证明，不再是一枚终身成就的勋章，而是一道只身犯险的隘口，只有通过这个隘口，即先成为一个“人”，才能成为别的什么。这意味着，在一个功能型的消费社会，在一个影像泛滥的年代，如果一个人坚持选择“摄影家”作为他的身份识别，那么，他最需要坚持的，就是他作为一个人的精神向度和高度；以及这两个维度在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时，如何让照片真的成为“一种关系”的证明。

    我以为，这是摄影在当代最深刻的提示。

    因此，所谓摄影家，也只是努力通过隘口的真实个体。他们必须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边界模糊、地形复杂、气候多变的摄影生态。在这里，单一权威的评价体系被各种流行话语所取代，层次分明的分类序列被各种交融兼容的艺术手法而打破，甚至于严肃宏大的叙事主题也迅速被生活化的个人独白所消解……摄影生态所表现出来的可能性、丰富性和参差性，让摄影家越来越此清醒地意识到：摄影的问题，不是如何面对世界，而是如何回归自身——摄影，最终是解决自己的问题。

    这恰恰是最难的。

    因为，我们通常习惯于将别人的问题，或是大多数人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又或者，我们要通过别人的肯定，通过一群人的肯定，才能找到自己。

    比如，很有意思的是，国中对于摄影群落的划分，往往不是基于风格，而是基于地域。而一些仿佛基于风格的划分，比如目下最当红的“新锐摄影”，又只是一个笼统的姿态，其鲜明而具体的艺术主张又是什么呢？依旧语焉不详。因而，最直接的一个后果是，摄影的确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甚而轰动的现象，但也就止于这种隆重。大批追随者们日夜兼程，却总仿佛不得要领，因为被追随者也说不清，他们到底是什么。而另一批人，在痛苦地转型与再转型之间焦虑彷徨——从纪实到观念再到纪实，哪一趟都没落下，却发现，越来越不明白，怎样才是自己的摄影？

《下楼的裸女》  杜尚

     说个100年前的故事。当时有个叫马塞尔•杜尚的年轻人，画了一幅画，叫《下楼的裸女》。他把这幅画送去参加巴黎的独立艺术沙龙。评审委员会拒绝了这幅画，理由是：这幅画有些立体主义，但不纯粹，因为加进了未来主义的运动感。我堂堂立体主义掌门的巴黎艺术界（也是当时世界艺术中心）岂容他人染指？但他们又觉得杜尚是一个可造之材，因此，提出只要杜尚将画中的运动感去掉一些，这幅画就可以在沙龙展出。这可是一个扬名立万的大好机会。但杜尚听了这个意见，一言不发，坐上出租车，到沙龙将自己的画取了回来。

    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个年轻人心里发生了：“这帮助我完全从过去解放出来了。我对自己说：‘行啊，既然事情像这种样子，我就没有理由要去加入什么团体了——以后除了我自己，我不会再去依赖任何人。’”

    后来，一个著名的收藏家看到这幅画之后，向杜尚开价：一年出一万美元，包下他当年的全部作品。当时一名不文的杜尚拒绝了。他后来说：“本来我可以方便地得到一万美元，但是，不能，我感觉到了其中的危险。我总是一开始就察觉到了这种危险……当时我29岁了，所以，我已经足够成熟来保护自己了。”

    杜尚确实是成功地保护了自己，因此他才能在其后成功地让整个西方艺术拐了个弯：使艺术超越艺术本身，奔向更为自由的境界。而这种对于自由的敏感的坚持，正是他一生小心翼翼保护的东西。杜尚深知，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完全的自由，才是他最珍贵的安身立命所在。

    他从《下楼的裸女》被拒绝中明白：任何一个艺术派别、圈子、群体，哪怕是以标榜自由、解放、反叛为宗旨的现代派，其实和传统派一样，都是要画地为牢，占山为王。因此，一切所谓的进步与革新，一切新旧风格的替代与更迭，都只是为了建立新的权威，而不是真正地解决艺术的问题，也不可能让人获得艺术的真谛。而金钱的束缚，更加赤裸裸，一旦被它绑架，是很难挣脱的。

    杜尚说得好：“我不认为艺术因为有了理论定义就能具有共同的东西，这太像政治宣传了”——当艺术有了共同的东西，就更厉害了么？就更有说服力了么？或者，就更有价值了么？一伙人就一定比一个人更正确么？或者，就一定更让人有信心么？杜尚29岁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他一直保持着他的独立。他做自己的艺术，同时宽容着别人做别人的艺术。他并不以自己为标准，也不以他人为标准。他这种“各自的艺术”姿态，反而让几乎所有知名的艺术圈子都想拉拢他，都标榜他为重要成员甚至精神领袖。

    各自的艺术，各自的摄影——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却如云浮雾障，怎么看，都是一个错误的方向。我们太难逾越的是：明明每个人都想要成为独一无二的摄影家，偏偏每个人都在别人的标准里定义自己。其实，任何一种风格、手法、语言、媒介、技术、潮流以及各种理论造词运动的夸饰都不可能是独家的，因而也不可能凭借这些去树立那一个艺术上的“独一无二”。唯一“独一无二”不可复制也不可替代的，就是“我自己”。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所以，为什么不去找“自己”，而要去找“别人”呢？

    你需要为哪一种摄影振臂高呼吗？你需要为哪一种理论坚决捍卫吗？实际上，无论你拍哪一种照片，这些照片，首先是对你自己有意义。或者，最终，它们也是对你自己最有意义。

    在各自的摄影里，摄影家可以在影像的喧嚣中艰难跋涉；也可以在风花雪月中自娱自乐；可以大大方方为图片成为收藏拍卖的新宠而欢欣鼓舞；也可以在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虔诚地将摄影奉为信仰……只要确定：所有的这些都是现象，而不是目的。目的只有一个：通过隘口，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人。这也是任何成功和荣誉都无法取代的目的。

作者：李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