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中国摄影出版社近一段时间频繁推出重量级展览，此次北京国际摄影周的“中国当代100-靳宏伟收藏原作展”可谓是对中国当代摄影的一次重要梳理，请问赵迎新社长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摄影在整个中国摄影中的位置和意义？

赵迎新：我们做这个展览有两个立足点。其一，我们觉得中国当代摄影，特别是作为艺术的摄影，很多摄影家和作品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影响，包括MOMA、大都会，还有很多gallary也收藏了很多中国的当代摄影作品，如海波、王庆松以及我们这次展出的很多摄影家的作品，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进行梳理，在国内做一个规模较大的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中国当代摄影展。正好有机会，一年前我们在和靳宏伟做完“175＋175世界摄影大师原作”展览之后，靳宏伟谈及他已经收藏了部分中国当代摄影家的作品，于是我们当即约定一年之后在北京国际摄影周上做一个关于中国当代摄影的展览。另一个立足点是，在艺术市场上比较活跃的中国当代摄影家作品。从这两个立足点来判断，基本可以呈现出中国当代摄影的一个面貌。
 

新华社：次展览囊括了近几年获奖的“先锋”作品，如何看待这些“当代”摄影，如今的格局是否与上世纪70年代美国刮起的新纪实摄影浪潮类似？

赵迎新：70年代美国当代摄影和我们现在当然有所不同，70年代美国摄影得益于当时的大环境，如大型艺术馆、博物馆，包括教育机构以及美国政府基金对于摄影的强大支持和动力。而在中国，大型机构诸如博物馆，国家级美术馆对于中国当代摄影的关注度并没有那么高，也没有过这样的传统——很多博物馆，艺术馆是没有摄影部的。对于摄影的收藏、教育的挖掘也没有形成系统性，这对中国摄影史的整理和出版是缺乏系统性的，对我们来讲是十分困难的。当然还有一个不同在于，70年代美国摄影受限于技术层面的进步和我们现在也是不同的，他们那个年代包括新地形摄影、彩色摄影，很多是和当时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那么中国当代摄影呈现的多样性已经超越70年代美国摄影，很多年轻的摄影人已经开始使用新的技术和表现形式，已经跟上了国际的潮流，所以对于他们来讲没有局限性。中国当代摄影所呈现的面貌是与我们的时代联系起来的，他们会基于生活背景、中国的社会状况，他们作为中国人所想表达的在精神、社会、生活层面所要表达的意志，或者说生活状态、反讽社会的生存状态，我觉得所有这些都基于他们的出身和他们立足的中国社会，基于他们自身在这样的环境和意识形态下的一种表达。纵观我们的展览，其实他们都没有脱离这些富有非常鲜明中国化特征的艺术表达。


    新华社：本届北京国际摄影周的“薇薇安·迈尔”原作展的作品被质疑非原作，您是如何看待“原作”的概念；此外，您如何看待摄影收藏在中国的发展？

赵迎新：我们已经和靳宏伟合作了两个大规模的展览，我们对“原作”已经有了基本认识，关于薇薇安·迈尔的作品存在这样的争论是基于她的底片虽被发现，却并不知道她有没有已经签名的照片，如果只是底片，而后人做了限量的放大，然而没有签名可能会被认为不属于“原作”的概念。另外，原作有限量的概念，而且还有限量版次，昂贵的原作还基于哪个版次，比如早期放大并签名的版次会更具有价值。我们这样的合作保证了我们展出的照片（175＋175世界摄影大师原作展和中国当代100原作展）保证了原作的真实性。摄影艺术品收藏对于整个摄影是有强大的推动作用的，不论是个人还是大型机构的收藏，还是对于摄影新人的挖掘，以及对摄影价值的提升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历史上在欧洲和美国都是这样发挥作用的。而在中国，摄影收藏还是比较稀缺，特别是大型机构，基本是断代的，也没有特别的策划，像靳宏伟这样有重点和规模的收藏，肯定会推动中国当代摄影的发展以及价值的提升。另外，他还会将此展览送去海外，对中国摄影家在海外的影响会有很大的提升。目前，中国摄影出版社想尽可能地为收藏家做展览和出版图书，来推动中国摄影事业的发展，无论是涉及当代摄影还是摄影史。


    新华社：摄影收藏在中国刚起步，作为摄影类出版社，中国摄影出版社与摄影收藏有何种联系？据悉，埃利奥特·厄威特出版过超大版面的限量画册，单册售价3.4万元人民币，该形式突破了照片作为摄影收藏的形式，不知贵社是否在这方面有所考虑？

赵迎新：中国摄影出版社考虑在明年推出“艺术出版走进家庭”的概念，我们希望推出一些限量版的出版物，特别是摄影艺术作品层面，目前已与一些摄影家商谈关于限量出版物的事宜，相信明年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

赵迎新，中国摄影出版社社长，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北京艺术摄影协会副主席。主编《中国影像史》十卷本，《世界遗产影像志》、《中国魅力古镇》、《合家欢》等。策划引进出版《世界摄影史》、“中国摄影史”丛书三卷本、“改变世界的100个伟大观点”系列丛书、《照片的本质》、《影像制造者》等图书。